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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务为治”??读司马谈《论六家要旨》-中新网

发布日期:2020-05-19 06:57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就前者而言,司马谈年轻时曾随当时著名天文学家唐都学习天文历法知识,又从大学者杨何学《易》,并对黄老之学进行过深入研究。作为太史令,他掌记录、搜集、保存典籍文献之职,这使他博学而多识,较之他人更多地了解历史上各家各派的来龙去脉。

  第二,司马谈“论六家要旨”的具体目的也与荀子、庄子等不同。荀子评论他人的思想时总是说其“有所明”“有所蔽”,在这一点上司马谈与之类似,但荀子特别强调“一家得周道,万世不易吾言”,这个“一家”就是儒家,可以穷尽、囊括所有真理,且不会改变。庄子批评“道术为天下裂”,对当时的世情和学术都抱着失望态度。司马谈当然也有自己崇信的学说,就是通常所说的“黄老之学”,但就他对其他各家的取舍来看,其中又熔铸了他所认可的各家之长处。这样一个综合性的特点是适应汉武帝时期“海内一统”的状况的。因此,开篇便引《易传》“天下一致而百虑,同归而殊途”之说。虽然汉武帝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但从此后两千年的历史来看,其中所肯定的那些观点和主张,仍在影响着历史发展,而不是某个孤立的学派在发挥作用。就此而言,可以说司马谈目光如炬,令人叹服。

  而他对五家的批评是:阴阳家“大祥而众忌讳,使人拘而多所畏”;儒家“博而寡要,劳而少功”,“《六艺》经传以千万数,累世不能通其学,当年不能究其礼”;墨家“俭而难遵”,包括“堂高三尺,土阶三等,茅茨不翦,采椽不刮;食土簋,啜土刑,粝粱之食,藜藿之羹,夏日葛衣,冬日鹿裘;其送死,桐棺三寸,举音不尽其哀”等;名家“俭而善失真”,“苛察缴绕,使人不得反其意,专决于名而失人情”;法家“严而少恩”,“不别亲疏,不殊贵贱,一断于法”。除法家外,各家短处虽有不同,但共性是繁琐复杂,难以遵行。

  “务为治”

  总之,司马谈所肯定的那些思想和主张,是中国此后两千年中统治者治理国家大致所遵循的,满足了农耕社会和宗法制度的需要。值得关注的是,他没有批评道家,相反有不少表扬,并把所肯定的那些思想和主张安置在老子所说的“无为而无不为”基础上。他指出,道家之说“其辞难言”,而做起来却较容易,强调因事而制宜。由此也可看出,在司马谈那里,“务治”才是根本目的。

  余论

  司马谈的学术渊源

  虽未能完成一部史书,但作为史官,司马谈接触了官府大量文献,积累了大量资料,为《史记》的撰写提供了一定的基础,《史记》中《刺客列传》《郦生陆贾列传》等篇的赞语,也由司马谈所作。

  论及司马谈,人们说得最多的还是他那篇《论六家要旨》。这篇文章只有千字左右,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有着重要意义。可以说,司马谈能写出这篇文字,一是因为他的学识,二是渊源有自。

  就后者而言,对前人的思想学说进行梳理、总结,在当时也是一种传统。比如战国时荀子在《非十二子》《解蔽》等篇中,庄子在《天下》篇中,对当时的一些思想学说都有评论,并借以阐释自身思想。司马谈在这一基础上有所创新:

  《论六家要旨》揭示了中国思想学术的一个优良传统,即“务为治”。要特别指出的是,对“务为治”不宜作狭隘、僵死的理解。司马谈所理解的“治”是适合他所处社会的,遵循“春生夏长,秋收冬藏”的自然规律,讲究“君臣父子之礼,夫妇长幼之别”。他批评名家“苛察缴绕,使人不得反其意,专决于名而失人情”,侧面表明了统治者“控名责实”的需要。且经过春秋战国之乱,希望稳定的黎民百姓也不喜欢那些貌似诡辩的言辞。司马谈的观点无疑反映了时人心态,也带给后人一些思考。事实上,名家还涉及逻辑学诸多问题,比如“鸡三足”命题,看起来是诡辩,其实涉及概念的相对独立性问题。人的认识本身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系统,有其自身规律性。比如地图中的经纬线、等高线等,是人们创造出来以更好认识地球的辅助工具,它们当然不能脱离地球的实际样子,但我们也不能说这些工具完全无用,事实上,今天我们认识世界时也在创造、借助着各种概念系统。因此,名家的观点不一定都对,但研究这些问题本身并没有错,不能只看到其“苛察缴绕”对现实政治的消解作用。汉代以后名家销声匿迹,可能便与司马谈那个时代的认识有关。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博大精深,各家学派学说,各有侧重优长,要有分析,有辨别,有综合,有发展,“时变是守”,才能有益于世道人心。这也是《论六家要旨》树立的一个好传统。

  “务为治”不是空口说说,而要落实在简便易行上。这才有了“省”与“不省”的问题,也就有了对“六家”的具体评价。下面稍加罗列,不具体申述,大致可以了解这“六家”的思想“要旨”。

  ??读司马谈《论六家要旨》

  《论六家要旨》对六家的评判

  (作者:余新华,系中国历史研究院党委副书记、《历史评论》主编) 【编辑:房家梁】

  对道家之外的五家,他作了如下肯定:阴阳家“序四时之大顺”,表现为遵循“春生夏长,秋收冬藏”的自然规律;儒家“序君臣父子之礼,列夫妇长幼之别”,反复申明伦理等级不可变易;墨家“强本节用”,客观效果是“人给家足”;法家“正君臣上下之分”,强调“尊主卑臣,明分职不得相逾越”,维护等级制度;名家“正名实”,可以帮助人主“控名责实,参伍不失”。对五家肯定的具体内容并不相同,但都是他认可的精练要约、简单易行的符合“省”的内容。

  【读史札记】

  评判得有标准,这是思想学术自觉的表现。司马谈评判“六家”的标准是什么?他认为:“夫阴阳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,此务为治者也,直所从言之异路,有省不省耳。”一是指出各家必是“务为治者”,是为了平治天下的;二是强调区分“省”与“不省”,即简约易行还是繁缛难行。对前一点,今人少有注意,但在笔者看来,这却是中国思想学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。《庄子》中论及,战国各家都“思以其道易天下”,但这只是现象性的描述。司马谈明确把“务为治”作为衡量一个思想学说有无价值的首要标准。此前的学说或不止“六家”,但因“务为治”而有价值者,其他无足论也;此后中国几千年的思想学说不知凡几,流传下来影响世道人心者,大都是“务为治”而有所见者。实际上,有所成就的思想家也是自觉把“务为治”、经世致用作为立言宗旨的,所以张载的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,至今仍被人传颂。

  司马迁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,二十四史中的第一本,便是他撰写的《史记》。其实,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(约前165?前110年)也是一位历史学家,其辞世时曾对司马迁说:“余先,周室之太史也;从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,典天官事。……今汉兴,海内一统,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,余为太史而弗论载,废天下之史文,余甚惧焉!汝其念!”即叮嘱司马迁继承他的事业,写好史书。

  第一,司马谈考镜源流,更自觉地对过去的思想学说发展做整体考察和梳理。“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,乃论六家之要”,即提醒时人切忌因混淆源流而学错悟错。因此,他根据自己的梳理,把思想学说分为“六家”。在此之前,荀子、庄子等只是直接对某一个或某几个人的学说进行评论。而司马谈根据“要旨”来分“家”、概括不同思想学说,开启了后世学术分类的重要方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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